登坂千里在中国
斯达夫
2015-07-20 18:50:53
鄂城县（大冶）金牛的日本籍登坂千里女士
1987年大冶文史资料 刘厚章整理 登坂千里口述 斯达夫录入
鹤冈--宜兰--东京，我在日本的日子
在中国的百家姓里，是不会找到登坂千里这个姓和名的。但在中国现实生活中，确实有这个人存在。这个人便是我，已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。
1917年3月16日（日本大政7年），我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一个武士家庭，父亲登坂良雄，师范学校毕业，十六岁开始教书，母亲登坂一，家庭妇女。
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武士都安排到警察局任职，我的爷爷、外公都是日本警察。父亲后来却从日本到了台湾，我出生后，也随母亲到了台湾，全家住在宜兰市，父亲在宜兰法院任检事长，我在宜兰一所小学读书，八岁那年读完小学三年级，父亲就去世了。
母亲把我们带回日本，住在福冈市我祖母家。祖母叫登坂加，他是个独生女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待我们很不好。我的外祖父长浜治明知道我们的处境后，把我们接到他家，住在鹤冈市海滨的汤的浜街。他原来在警察署工作，后来在汤的浜街做镇长，因为年老耳聋不能胜任而退休。我们全家都住在外公家，生活艰苦，外公把我送到舅父家，（舅父长浜俊明，在税务局工作），弟弟登坂昊送到了姨妈家。这年我9岁，刚上四年级。舅父善饮酒，我每天不是带表弟、表妹，就是买米、买酒，还要挑水做饭，身体很瘦弱。每天上课迟到，功课跟不上，成绩不断下降。过了一年，弟弟病死了，母亲又把我接回家里，在鹤冈市朝阳第四高等小学读五年级。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第五名。1930年肄业于鹤冈市女子中学，后失学。1934年，（昭和四年）我通过自学考试，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。
我哥哥叫登坂一雄，在日本一个地方法院工作，就在我小学毕业那年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法院不要他做了，哥哥就到东京去工作，仅只维持他个人的生活，那年我12岁，考虑到家庭困难，加之登坂昊要上中学了，我说我不读书了。妈妈把我送到鹤冈市庄内羽二重株式会社织绸厂，一个女工看管三台机器，当了一名固定的织布工。弟弟登坂昊中学毕业后，到市水电厂找了个事。1935年，我在织布厂得了肺病（棉尘肺职业病，编者注）织布厂辞退了我，失业了。我只好去鹤冈市职业介绍所、草月会，通过他们介绍到市内各处做了一年多临时工。
1936年5月，我来到东京，找到哥哥登坂一雄，其实，一雄在一家报社做采购员。开始哥哥介绍我去东京一户人家做保姆，做了三天，不愿意做，我辞职了。哥哥一雄又介绍我去东京电气会社参加招工考试，被录取到东京电气会社小泷桥营业所当了一名营业员。（1939年由株式会社芝浦制作所和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合并，成立了东芝。编者注）那时居住在东京高田马场户冢（土治卡）三町街户山庄宿舍。
来到中国
1937年，我二十岁了，与隔壁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邹松山相识。
他是中国湖北鄂城县金牛镇人（今属大冶县）。邹松山那年26岁，，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。经过一段时间来往，松山君要求和我结婚。我不知松山在中国老家有原配。1937年5月22日，我俩在东京举行了婚礼。婚后不到半年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，日本进攻中国，我劝松山君回中国：现在中日交战，年轻人应该回国为国效力。这时，我怀孕了，就是我的大儿子恢熙。我决定和松山君一道回到他的老家中国。
（二战前夕，我的四舅长浜秀明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，在陆军参谋部工作。后来去日本住苏联大使馆当武官，1944年回国，同年在太平洋战区任海军航空部队总司令，二战结束后，作为战犯关押在新加坡，后被释放，回日本不久病死。我弟弟登坂昊、姐夫渡边正街也也在太平洋海战中被盟军击毙。都是战争惹的祸。）
一到家，我四周环顾，这个地方很落后，与日本城市很大区别，陈旧老房子，没有电灯。邹松山把我带到他婶婶家。村子里的人都围上来看我这个日本女人，我穿着高跟鞋、周围的人见我穿裙子，怀疑我没穿裤子，拉我的裙子看。第二年的二月花招，我生下了大儿子邹恢熙，可怜我第二天就下床洗衣服，不久得了疟疾（打摆子），又吃不惯中国菜，婆婆恶狠狠的说我是“皇娘生太子”太娇气了。
1938年下半年，日军侵犯到了金牛，村子里的人都“跑返”了，我没有逃，有次，两个日本兵来到上邹，村里的妇女吓得跑到蔴地里、菜园里躲起来，我没跑，我会说日语，心里不怕。
1938年腊月，日本人在金牛成立了维持会，要松山去做翻译，我不让他去。我要松山送我回日本，没办法，我抱着恢熙跑了，准备去日本。农村里田塍多，又不熟悉路，不知往哪里走，还是回了上邹。维持会有来信要松山去做翻译，不去的话，日本人要杀松山。松山的父亲，没办法，只好让他去了金牛。金牛维持会长是柯有吉。
成渠，鄂东南一代匪帮头目，知道松山家比较富裕，土匪“打经济”把我绑架了，问松山家要钱。松山家花了许多钱才把我赎回来。松山的表哥（卢占文村人）送我到金牛，和松山住在一起，
金牛维持会设在商号瑞生福，又搬到老志德泰，会长余捷三，灵乡罗桥人。维持会会计是东边朱（现属鄂城县）的。日军进犯港口（鄂城县公友乡，和金牛接壤），抓了十几个百姓关在维持会里。日军宪兵队长说“港口有匪，晚上有灯”，我说：晚上点灯的人家是做豆腐，做面，不是匪。日本人相信了，放了这些百姓。
1940年，我离开了金牛，松山离开了维持会，去了武昌。我们一家住在武昌函三宫65号，松山在省教育厅谋了个差事当科员。解放后，松山家划为地主，财产都被没收了，我在武昌做裁缝，1957年回到了金牛镇上居住。我的大儿子恢熙五六年师范毕业，分到金牛镇小学教书。1958年起，我就一直和日本老家通信。
中日建交后，1975年9月3日，政府批准我回国探亲。飞机票住宿费民政部门报销。湖北民政厅还给了我100元探亲费。大冶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一定的经济补助。
这次回日本，共住了一年零三个月，1976年12月回中国。在日本，我见到了我的老母亲、我的兄弟姐妹、不少离别多年的好朋友。见到了山形县鹤冈市市长白井先生，山形县县长坂垣清一郎，参加了几次座谈会、讲习会、游园会、赏樱会。
1976年4月19日，荣幸的参加了日本仙台市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和鲁迅展览，这次会议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上海、广州的有关领导人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介绍我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的是我在日本的好友近野中，在北京上过学，日本仙台汉语研究所的所长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（北京）听众会宫城县支部长，我也向她介绍了我在中国的一些情况。